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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故意杀死它的，但它还是死了。我在房车里来回踱步，试着想清楚该怎么办才好。黛安阿姨回家了，还买了炸鸡回来给我和格拉西亚吃，但是格拉西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而我只是一再重复“它咬我”。
虽然我想解释这不是我的错，但是黛安阿姨左右摇动食指要我别说了。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瓦莱丽。瓦莱丽阿姨柔弱、温柔的程度与黛安阿姨的魁梧、豪迈成正比。当瓦莱丽阿姨用特殊的毯子把格拉西亚包起来时，黛安阿姨弓身站在料理台前，盯着窗外。然后她们在关上门的房间里互相依偎。出来后，瓦莱丽阿姨安静地站在黛安阿姨旁边，泪流满面，双手紧握，黛安阿姨则命令我去收拾东西。
高中最后两年，我住在得州阿比林市一对客气的夫妇家，两个人好像本来是远房亲戚之类的，他们没怎么被我吓到。从那之后，每隔几个月黛安阿姨就会来一次电话，我就坐着听电话浑浊的杂音，听着黛安阿姨在电话另一头吞云吐雾。我想象她嘟着下唇，下巴的汗毛清晰可见，而她下唇附近的疣在她下巴上形成桃子色的阴影；她曾经咯咯笑着说，如果我摸了那颗疣，所有愿望都会实现。我听到电话那头“呀”的一声，就知道黛安阿姨打开房车里那台冰箱的中层。我对黛安阿姨家比对我老家还熟。黛安阿姨和我会发出无谓的声响，假装咳嗽或是打喷嚏，然后黛安阿姨会说“等我一下，丽比”，但其实我们根本没在聊天。而且通常瓦莱丽阿姨也在那儿，她们会耳语，瓦莱丽阿姨柔声地哄，黛安阿姨不悦地咕哝，接着再跟我敷衍个二十秒左右，最后编个理由，挂上电话。
《崭新的一天》上市后，黛安阿姨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她只说了一句：“你着了什么魔做这种事？”她说这句话算是委婉了，但杀伤力却比滔滔不绝地骂脏话更强。
我知道黛安阿姨的电话号码没变，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搬家，对她来说，那台房车就像蜗牛壳一样。我花了二十分钟挖出那一叠一叠的资料，找出那本我从小用到大的通讯簿，封面是绑着辫子的红发小女孩，一定会有人觉得跟我很像——除了那笑容。黛安阿姨的电话记在“A”那一页，是我用紫色马克笔写的，字体像气球被拗成动物那样的扭曲。
要用什么语调、编什么理由呢？其实有一部分的我只是想听她如橄榄球教练的声音，喘着粗气在我耳边炮轰：怎么拖了那么久才打来？另一部分的我则想听她对班恩真正的看法。她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责备班恩，每次说到他都非常小心，现在回想起来真该好好谢谢她。我拨了号码，肩膀耸高到快碰到耳垂，喉咙也越卡越紧，屏息以待电话响到第三声，直接进到电话录音机，这才吁了一口气。
是瓦莱丽阿姨的声音，要我在“哔”一声之后留言给她或是黛安阿姨。
“嗨，你们好。我是丽比。我来打声招呼，表示我还活着……”我挂上电话，再拨一次，“上一个留言请当作没听到。我是丽比。我是打电话来道歉的，我……唉，太多事了。还有，我想聊一聊有关……”我越说越小声，以防隔墙有耳；然后留下我的电话号码，挂上电话，在床边坐下；想要站起来，但又不知道站起来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