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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本人七年的从军史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没有经历过像他们那么夸张、歪曲描述的那种心理历程。当然，在他初上战场时也难免有些紧张，但随着反复的实践，他很容易就把它克服了。以后他越来越变得沉着，越来越不把战争当作一件越出他的生活轨道以外的非常事件。其实，他们在前线的日子里，也不是每天交锋、时刻搏战的。有时，倒觉得太清闲了，就冒着被敌方发觉的危险，潜入属于敌方警戒区域的深山草原上去狩猎一番。你打到一头狍子，我射倒一匹黄羊，大家兴高采烈地把猎获物扛回来，晚上一顿丰富的酒菜就有了着落。他们在痛饮快啖以后，就在一堆篝火上添几段枯木，海阔天空地谈论朝政、战局以及从祖父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关于乡土地方的回忆。但是，最让他们感兴趣的还是谈到某一个从东京来的参议官在军队里闹的笑话。尽管这件笑话已经过了许多年，他们每次谈到它的时候，还会发出那么高兴的笑声。从现役军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嘲笑一个在军队里擅权弄威的文官更加有趣的了。擅权弄威是朝廷赋予文官们的特权，嘲笑文官们却是军人赋予自己的特权。军队的本身是一种排外性很强的机构，他们对于外来人员基本上是不合作和抗拒的。
他们对文官的嘲笑有时的确是过火和不公平的。譬如在熙河军区当过参议官的刘鞈把两个儿子刘子羽、刘子翚都带到部队里来阅历阅历。事后证明他们表现得不错，不仅能够适应部队生活，有时还能做出一些贡献。马扩和他们之间也建立起友谊。但在马扩的传统心理中，对他们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对文员的轻蔑感，这种成见在许多军人身上几乎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他们要打仗，战争最激烈时，甚至一昼夜要作战三四次、五六次，有时要连续几天、十几天不休息地行军作战。这在他们是早已适应了的。他们听到凄厉的号角声和急促的战鼓声催促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好像听到钟鸣进入饭堂拿起筷子来吃饭一样的稀松平常。
在那种真正和敌人交手的白刃战中，敌人冷森森的刀锋，不断地在他们耳根发出清脆的响声，带着血污的闪光在他们眼前闪耀。一支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冷箭仿佛长着眼睛、嘴巴和翅膀，急速地劈开长空，愉快地呼啸着、飞奔着，然后一下子就钻进他们铠甲的罅缝里。他们是多么冷静地对待这逼近到只有分寸之间的死亡啊！他们毫不在意地拔出箭矢，轻蔑地看一看刻在箭筈上敌将的姓名，随手就把它掷在地上，好像掷去一根烂稻草一样，他们的心也没多跳一下。
有时战局不利，陷入敌方的重围，他们依靠勇气、胆量和战斗经验，寻找敌方比较薄弱的环节突围而出。自然，突围并不是常常成功的，如果失败了，他们就得接受死亡。死亡是战争的自然结果之一，只要他们奋战过了，索取到代价，死亡也就无遗憾可言。他们绝不会在决战前夕，写下什么遗书，跟父母妻儿诀别。这种写在文字上显得悲壮的诀别书是别人干的，真正的军人们不干这个，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
这就是包括马扩在内的一批真正军人的战争生活和战争心理的写照。他们和东京的耗子们有多大的距离！
只有对战争有同样的理解、同样的适应程度，战场上的利害关系又是如此密切地吻合一致的人，才会产生兄弟般的战友感情。他们爱憎分明，憎厌那些经不起战场考验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但如果是战友，属于自己人的范围以内，那就不用多说一句话，彼此都可以为对方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权不是属于私有而是属于集体共有的。
马扩和刘锜都隶属于那个无形的集体，在战斗中缔结起深厚的友谊。如果说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马扩比较容易就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而刘锜走的道路要困难得多。
刘锜的父亲，当时西北边防军的统帅刘仲武遵循着这支军队的传统，把他的三个儿子刘锡、刘锐、刘锜分别遣送到前线几个军区去当“见习军官”。这样做既锻炼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又取得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的循序渐进的资格。这是不愿在宦途上走捷径的军官子弟们能够走的最坦直的道路。
刘仲武把刘锡派到泾原军区，把刘锐派到环庆军区，这两个军区当时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和平多于战争，受到父亲偏爱的刘锜却被送到熙河军区，编制在兵马都监马政部下当一名偏裨。这个军区当时战争最激烈，刘仲武显然是愿意让他在这里受到更多的锻炼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