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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我10岁时死于肺癌，但当姥爷还健在的时候，妈妈曾经提议我们迁家皇后区——那是个干净、体面的地方，她说——想和她父亲住得近一些。但最后她放弃了，意识到这是成不了的：迈克尔·弗林，也就是我爸，就赖在这儿了——他是个爱尔兰人，生于布鲁克林，长于布鲁克林，从没想过去任何别的地方[3] 。
所以，新学期我出发去普林斯顿的同时，我妈妈和弟弟也动身迁往费城，我又见到了劳拉。当时我刚刚开始意识到，以后我再回到布鲁克林，也只能是一个到访的客人了，似乎我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我没有带去普林斯顿的东西，都被堆在费城杰斐逊大道中央车站附近的一间两居室公寓里了。妈妈和弟弟搬家不久后我就去看了他们，立即发觉那个地方永远不会让我产生家的感觉。而且家里的收入也减少了，我的成绩又不够好，拿不到奖学金，所以我得做兼职才能掏得出自己的学费，维持到毕业。
爸爸走得如此突然，让人难以适应他已经不在了这一事实，很多时候我想到他，都只当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候，逝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比他们健在的时候更强烈。他们留下的回忆，或者我们记得的有关他们的回忆，使人对他们尤其敬重，而他们生前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爸爸的死让我感觉多了责任、少了轻浮。生者总会不断地犯错误，死者却很快就被还留在世间的人们披上一层永不犯错的光晕。
我经历着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孤独，而当时我和劳拉的友情渐渐枝繁叶茂。也正因为这个，我对她的陪伴珍视有加。***
离感恩节还有两周，天气开始变得十分阴郁。劳拉说想把我引荐给约瑟夫·韦德教授。他正指导她做一项研究，劳拉要用研究成果写自己的毕业论文。
劳拉专攻认知心理学，这在那时还是一个前沿学科。当时“人工智能”一度为每个人津津乐道，因为电脑刚刚成功走入寻常家庭和生活。好多人都确信，用不了10年，我们就能和烤面包机对话，或者向洗衣机咨询我们的职业生涯。
她以前常和我说起她的研究工作，但我听不太懂，和所有自以为是的小伙子一样，我也没下什么功夫去了解。我只记得，韦德教授也在欧洲学习过，并且在剑桥拿了个精神病学博士学位。他那意义深远的研究项目正接近尾声，用劳拉的话说，它真正改变了人们对人类思维方式、对精神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关联的理解。我从劳拉的描述中了解到，这项研究和记忆以及回忆的形成有关。劳拉声称自己的数学知识对于韦德而言无异于一座金矿，因为精密科学就像他的阿喀琉斯之踵[4] ，而且他在研究中的确运用了数学方程式来控制变量。
第一次见到韦德的那晚让我无法忘记，虽然原因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11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下午，我们破费了一次，在熟食店买了瓶店员推荐给我们的罗纳河谷红酒，然后出发去教授家。他住在西温莎，所以劳拉决定开车前往。
20分钟后，我们停在一幢安妮女王风格[5] 的房子前。房子旁边的小湖在暮光中闪着神秘的光芒，周围是低矮的石墙。大门开着，我们沿着一条铺满碎石的小径走过去。小路穿过一片精心修剪的草坪，周围环绕着玫瑰和黑莓灌木丛。房子左侧种着一棵高大的橡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小楼的瓦片屋顶上方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