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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韦德不在这儿的时候，他也能够标示自己的领地，让每件物品都好像是他圣坛的一部分。
***
那天早上，我答应劳拉下午3点在公园的战争纪念碑下和她见面，然后就一同搭火车去纽约。下午2点，我锁上图书室的门，下楼准备离开，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坐在客厅中央，差点没把我吓昏。我立马意识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柄锤子。
这并不是一个危险的街区，但是那些年，报纸上充斥着各种盗窃案的报道，甚至还有凶杀。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棉汗衫，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他也停下来盯着我。我嗓子发干，说出话来的时候几乎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了：“老兄，你是哪位？”
那家伙愣了半晌，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他长着一张又大又圆、异常苍白的脸，头发蓬乱，胡子有好些天没有刮了。
“我叫德雷克。”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好像我本来就应该听说过他的大名似的。“乔——我是说韦德教授让我来修那个窗帘盒[1] 。”他用锤子指了指一扇窗户，我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个工具箱。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有钥匙。”他说着，指了指沙发旁边的咖啡桌，上面正放着钥匙。“你是那个整理图书室的伙计，对吧？”
从他简短的解释中，我意识到他就是劳拉说的那个韦德之前的患者，负责韦德家的修理工作。
我当时正在赶时间，没有工夫问他更多事情，也没有给韦德打电话核实。一个小时以后，我见到了劳拉，说了我在韦德家的不期而遇，告诉她这吓得我心脏病差点儿犯了。
“那人的名字叫德雷克·西蒙斯，”她告诉我，“和教授认识有一些年了。其实，倒是韦德在照顾他。”
在去普林斯顿车站的路上（我们从那里乘车去纽约），劳拉给我讲了德雷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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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德雷克被控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他们住在普林斯顿，结婚5年，没有孩子。德雷克是一个修理工，他老婆安妮在拿莎街的一家咖啡馆做服务员。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后来都宣称，他们俩从没有吵过架，婚姻生活似乎很幸福。
一天清晨，德雷克叫了一辆救护车，声称他妻子的伤情很严重。救护人员在客厅发现了她，倒在血泊里，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她脖子上和胸口被捅了许多刀。一个医学鉴定助理当场就宣告她已经死亡，并且叫来了法医。
关于这场悲剧，德雷克的说法是这样的：
前一天晚上他在家附近买了些东西，7点左右回到家。他吃完晚饭，看了会儿电视就去睡了。安妮那天上夜班，很晚才会回家。
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6点起床，发现妻子没在枕边。他从卧室出来，便看见她倒在客厅的血泊里，生死未卜，于是就叫了救护车。
开始，警方认为他说的有可能是事实。门是开的，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所以可能有人尾随了她，在她进入公寓之后袭击了她。可能当时闯入者意识到屋里还有别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偷就跑掉了（受害者的手包就在尸体的旁边，里面有一些钱）。验尸官确定了死亡时间为凌晨3点。德雷克没有杀害他妻子的动机，而且妻子的死让他痛苦万分。他没有欠债，没有外遇，工作的时候从不掺和别人的事。在别人看来，他是个苦干、内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