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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时还是处在警方监控之下的，”我说，“你要离开新泽西的时候，有没有人开始警觉了呢？他们没有来找你吗？”
“我不知道啊，老兄，我就是走了而已。那之后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而且我也没再有过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直到2005年因为超速行驶，他们把我从高速公路上拦下来。我告诉我的律师，几年前我是特伦顿的病人，所以他要求法庭为我做了个精神方面的检测。法庭委托的专家认为我精神正常，所以就把我送了审，定了罪。你知道这事的讽刺之处了吧？我在精神正常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开始精神是正常的——被送到了疯人院去；但是当我确信自己脑子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把我送进疯人院，而是决定直接给我打一针，弄死我。”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可能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让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否确定，教授那晚和一个2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在一起，没有别人了？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外面下着大雪，你藏在后院里，可能你的视线不是很好——”
“我真没看见别人，老兄。你说你是当初被派去调查这件案子的……”
“是的。”
“那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样子。客厅有两扇大窗、一扇通往后院和湖的玻璃门。当屋里开着灯、窗帘没有拉上的时候，屋里的东西你能看得一清二楚。教授和那个年轻人在桌边吃东西，聊天。接着年轻人走了，剩下教授一个。”
“他们吵架了吗？”
“我不清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你说那个年轻人走的时候是晚上11点？”
“大概是11点，我不确定。也可能是11点半，但是不会比那再晚了。”
“接着10分钟以后，你袭击了韦德。”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先潜进屋子，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客厅，我就开始抡他。打了可能不止10分钟，有20分钟，不会再久了。打他第一棒的时候我的手还是冻僵的，所以我又补上了几棒，说明我在室内藏得不太久。”
我看着他，心想当年推测谋杀可能是教授之前的病人前来复仇时，怎么会完全忽略了他？
教授做过证的案子有一大串，这没错，而且当年那个检察官愚笨、没有章法，他让我们去调查每一条线索，第二天就改了主意，不再让我们去探寻那些可能是正确的线索。所以可能是我没有得到机会把每件事的细节都摸清楚。记者不断骚扰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各种荒诞不经的报道。而我自己开的车里面一直藏着酒，担心自己会因为喝得太醉被警局开除。当我回顾那段日子时，我怀疑自己对找到杀害韦德的真凶一事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个时候我只顾着自己可怜自己了，不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那么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在你打了教授之后，进屋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立马就跑了。我没想到会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到他家去，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头也没有回。我以为我只是胖揍了他一顿。周围有不少吸毒的，所以警察可能会把这当作一次入室盗窃。我想，有人被打了一顿不会是件大事，而且那时候我已经走远了。但是他死了，这样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