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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不仅仅是几个月之前你跟凯勒讲的，还有20多年前凶案发生后不久，你跟警察讲的。”我说，“两次的供词实际上一模一样。而且你告诉凯勒，韦德和劳拉有染，还记得吗？”
“可能他们就是有事。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
“那时，你是唯一一个声称劳拉·贝恩斯是教授情人的证人。而且因为弗林爱劳拉，这就给了警方一个理由去怀疑弗林：他可能正是出于嫉妒杀死了韦德。”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和教授是情人。而且我仍然认为，那晚弗林只是装作离开，但是后来又回去杀死了教授，懂吗？至于她和教授的关系，可能是你当时没有问对人吧。”
“那晚你没有藏在屋子后面，是吧，德雷克？为什么你要陷害弗林？”
他突然被激怒了。
“我没想陷害任何人，老兄！发生的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在那儿，他们三个都在客厅里。”
“也就是说你在雪地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你穿的是什么？”
“我他妈怎么记得？忘记了。”
“为什么斯波尔没有看见你，你也没有看见他？”
“可能他说了谎，他当时不在那里；也可能他把时间记错了。我哪儿知道？”
“你为什么说劳拉·贝恩斯在那里？”
“因为我看见她了，而且她的车停在附近。我是不是还要和你重复一百遍，像一只鹦鹉一样，老兄！”
他突然站了起来。
“很抱歉，我答应了一个客户，今晚之前要修好他的车。车在车库里，我得走了。无意冒犯，但我不喜欢和你谈话，不喜欢你的口音。现在该开球了！谢谢您的配合。”“你说什么？”
“纽约扬基队对巴尔的摩金莺队，那场球我去看了，解说员就说了这句话，当时那个接球手——瑟曼·李·曼森，已死于一场空难。另外，顺便说一句，以后除非来者拿着执法证，否则我是不会再和任何人说韦德的事情的。”
于是我告辞离开了。感觉近乎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玩侦探游戏的孩子，从一个“嫌疑人”家里被踢了出来。我曾经当过警察，但那些年月已经恍若隔世。现在，我只是一个四处犯糊涂的老头，手里没有盾牌，腰带上没有枪。我坐进车里，把笔记本丢进装手套的盒子里。
我开上山谷路的时候，雨刷已经应付不了倾盆大雨了。这整个故事该怎么进展下去呢？我自问。几乎可以肯定，德雷克说的不是真话，在案发之后他的证词也是假的，但是我对此毫无办法。马特告诉我，斯波尔的律师努力想让法庭重审他的案子，但并没有成功。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年老昏聩的退休警察，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
后来的几天，我修了家里的房顶，粉刷了房间，同时琢磨着案子的事。
那周六我清理了后院，周日我过河到纽约拜访了一个老同事，吉姆·福斯特，他刚熬过了一次心脏病突发，几周前才出院。天气很好，我们去散了步，然后在拉法叶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餐。正在他跟我讲他的饮食要求是如何如何严格时，我问他记不记得约瑟夫·韦德的案子，他稍稍吃了一惊，说这名字他没什么印象了。
“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1987年12月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密苏里州波托西监狱的一个死刑犯，声称自己杀了他。那家伙的名字叫弗兰克·斯波尔，当时只有22岁。那时我参与了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