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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能赶得及在午夜前后到达西温莎了？”
“是的。”
“他走的时候叫了出租车吗？”
“可能吧。我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他和教授争吵了吗？”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看上去他很生气。当时我对他说，如果教授让我和他上床，我应该就会从了他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弗林听完就甩门走了。教授确实从没让我和他上床。我一开始觉得，弗林这家伙竟然会爱上我，这太有意思了，但是后来我就厌烦了。他对我那副态度，就好像我劈了腿似的。我想终止这种关系，一了百了，可惜我没成功。我们都离开了普林斯顿之后，他又骚扰了我很长时间。”
“谋杀现场满地都是文件，抽屉都被打开了，就好像是凶手，或者别的什么人，匆忙之中想要寻找什么。但这不是斯波尔干的，因为他一听到有人从大门进来，就从房间的玻璃门中逃走了。好，进来的可能是弗林，他是有时间回到那里的。但是如果确实如此，他对那些文件有什么好感兴趣的？”
“我不知道，弗里曼先生。我已经把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去年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向你坦白过什么事情吗？他有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你不知道的事？”
“没，他说的不是那些事。当时他很沮丧，而且不知所云。我能记得的，就是他指责我，说韦德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利用了他，实现我自己的叵测居心。不过他很可怜，并不可怕。”
关于弗林的悲惨结局，以及教授的死，她都没有表现出半点儿惋惜。她用毫无情感的声音分析了这一切，我猜她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大堆精心备好的回答。
我们离开咖啡馆，我帮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差点把她签过名的书忘在桌子上，是她微笑着提醒了我，说这本书可不适合这种地方的顾客阅读。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上车前，她问，“想拿这整个故事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什么也不做吧。斯波尔坦白了以后，他的律师想让法庭重审这桩案子，但是没有成功。他几周以后就要被执行死刑了，没戏了。看来这个案子不会再被提起了。”
看上去她松了口气。我们握了握手，她坐进车里。
一看手机，发现收到一条戴安娜发来的短信。她明晚到纽约，并且把她的航班号发给了我。我回复说，我会去机场接她。然后去停车场开车回家。
***
第二天上午，我几乎是碰巧看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复印了一份德雷克·西蒙斯在他妻子被杀前后接打电话的表单，我打算看一眼。一共有28个电话，表头有五列信息:号码、住址、联系人、拨打日期、通话时长。
其中一个住址看上去有点儿眼熟，不过联系人的名字我倒是很陌生——杰西·E·班克斯。通话持续了15分钟41秒。我记得这个地址，所以就多留意了一下。很明显，1983年，这个名字和号码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对我来说，它们十分重要。1987年，当我开始调查韦德一案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可以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它们相隔了4年。
这是我的灵光乍现。我记得德雷克·西蒙斯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脸上的神情。当时我觉得此中有深意，还在维基百科上核查了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