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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事想请教医生。”康正说。 “甚么事？是关于安眠药的事吗？” 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正的目的，令他有些吃惊。 “是的。您怎么知道？” “因为东京的刑警打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说想知道我开给园子药剂的服用量。” 果然，加贺当时就已经对两个药包产生疑问了。 “您怎么说呢？” “我说一次一包啊。自己如果觉得太多，也可以再分成一半。” “会不会有一包不够的时候？” “不会。尤其是园子，我还交代她尽量一次半包就好。不过，康正啊，为甚么要问这个？是不是有甚么问题？” “东京的刑警是怎么说的？” “他只肯告诉我说是要确认。” “这样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刑警在调查安眠药的事，我就打电话到您这里问问。不好意思，您这么忙还来打扰。” “这倒是不要紧。” 医师似乎不怎么满意这个说法，但康正也无法再多说。他恳切地道了谢，很快就把电话挂上。 康正感到不解。 凶手为何要在桌上留下两个安眠药的空药包？若是想布置成园子是自行吃药的，留一包不就够了吗？或者是认为自杀的时候应该会吃上两包，为了写实才故意这么安排的？康正很犹豫，不知是否该执着于这件事。也许这其实根本没甚么意义，但他就是无法释怀。突然，他很想知道加贺是怎么想的。
洗过澡后，他吃着便利商店买来的便当，打开笔记本。他把目前调查的结果都写在里面。他拿起原子笔，在上头再加上“为何要放两个安眠药包？”在这行字的上面，他已先写下了佃润一的不在场证明—— “九点多回到中目黑的公寓。半夜一点到两点与佐藤幸广谈话。九点半开始，到半夜一点这段时间画花的油画，近乎完成。” 康正不知这该如何解释。这说不上是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如果半夜两点离开，搭出租车的话，半夜车少，应该三十分钟就能到园子那里。即使是半夜两点半到访，看对方是润一，园子大概也不会有所提防吧。这样想来，行凶并非不可能。 但之前康正也想过，利用出租车在心理上难以理解。不，更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佃润一就是凶手，他画蝴蝶兰的画是为了甚么。他应该也知道巩固了半夜两点前的不在场证明是不够的。 如果他在半夜两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也完美无缺，做假的味道立刻变浓。他声称九点半到半夜一点画画，但谁都没有看见，只有完成的画而已。这么一来，可疑的是这其中会不会有甚么算计？ 换句话说，如果要怀疑他是为了摆脱嫌疑而做了这些安排，却又会因为这则不在场证明无法全面兼顾，反而使康正陷入要怀疑也不是、不怀疑也不是的两难。 ２ 翌日，康正要为前天轮值时负责的事故进行文件处理。由于是日班，傍晚就能离开警署，加上明天又休假，康正已决定今晚就到东京。换好衣服，康正提着一早便带来的行李走向丰桥车站。 他一到东京车站就开始找公用电话。一整排电话前聚集了许多人，但幸好有一台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