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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简直就是梦。十七岁的秋天，亚布林山一片金黄和艳红，还有深绿。那时候，我不太叫得出那些伴随着我长大的树木的名字。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从家里走出来，沿着一个环形的上坡路，往前走。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跟荔枝花怄气，把那个上海男人带来的妹妹，胳膊上掐出几块淤青。我对那双空洞的眼睛说，不许告诉你爹，不许告诉我妈。然后，我问她，安香，你的胳膊怎么弄的，怎么淤青了啊？小女孩说，我自己掐的。我说，撒谎，你怎么可能自己掐呢，就是自己掐，你有那么大的手劲吗？你对自己下得了那么大的狠心吗？安香哭了起来，说姐姐你教我，姐姐求你教我。我说，你难道上厕所不会摔跟头，走路不会撞到椅子背，这么拥挤的小床夜里跟姐姐挤在一起，就不会掉下去？跟幼儿园小朋友，就不会打架？小男生不会欺负你？你的亚布林山话，讲得那么次，南蛮子口音那么重，人家凭什么不欺负你？你当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面瓜吗？安香就问，姐姐，什么是面瓜啊？我说，在我们这儿，看到好欺负的不欺负，就是面瓜。玻璃眼瞪得大大的，就不吭声了。后来她爸爸果然发现她胳膊上的淤青了，就问，怎么回事啊你，胳膊上怎么弄的？这小人精居然装着不知道的样子，满胳膊找，嘴里说在哪儿啊，什么淤青在哪儿啊？他爸爸就指给她看。安香就说，爸爸你不怪我的话，我就说。她爹说，你说，我不怪你。安香就说，我们班上的面瓜掐我的。荔枝花在旁边一听，火了，说面瓜，叫面瓜的还这么凶啊，妈妈找他去。小女孩竟然抱住荔枝花的双腿，说求你了妈妈，别去，我先打面瓜的，面瓜的头上被我用小凳子打出了一个大包。荔枝花一听，说乖乖有志气，比你姐强。
我在一旁听了。心里乐开了。
不过大部分时候，我跟安香父女俩处得还算好。上海男人在亚布林山和上海之间来来往往，每次回来都带一大堆东西。荔枝花有时候故意把那些东西晾在门外，让邻居们瞧见。上海的挂面，雪白雪白的，比北方的细腻一百倍，荔枝花把它们整整齐齐地陈列在椅子上，端出去晒太阳。还有千层糕，里面夹着五颜六色的果脯颗粒，只要开了口吃它，那些果粒就不断地出现，勾引你往前面咬，再咬，三咬。金华火腿，上面有一层盐霜，切片蒸熟了之后，腊香含甜。荔枝花把它们挂在走廊里。那个走廊是公共走廊。邻居就在门外喊，荔枝花荔枝花，火腿挂高一点啊，碰着头了，挂这么多，要不要我们来帮着吃啊。荔枝花就说好好好，下次孩子他爸回来，请你来吃火腿喝东北小烧啊。外面的就说，哪个孩子他爸呀？荔枝花就笑骂，死样，你孩子他爸。我渐渐还有点喜欢这样的生活气氛，其实也很少掐妹妹的，特别是她把谎圆得那么好，像个鬼精灵，并不太惹我发毛。
那天，荔枝花突然把我喊到一边，说：“臭丫头，你给老子注意点。”我说：“怎么啦？”她说，你整你小妹，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说，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你这是屁话，连安香自己都不相信。荔枝花气咻咻地坐在那里，嘴巴里嘀嘀咕咕地骂我，说这么厉害，长大了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