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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么悲观嘛！悲观主义者总让我精神紧张，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小时候不管何时我想尝试新事物，我爸就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我和梦想之间有多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想这就是我15岁时放弃画画的原因，尽管老师说我天赋异禀。后来我第一次去法国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他警告我说评委会偏向法国选手，所以别抱太大希望。”
“那他说对了吗？他们真的偏袒自己人了？”
“并没有。我拿了第一名，马里兰[3] 来的一个孩子拿了第二名。”
她把那块皮革放在桌上，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双腿蜷到胸口，两只手臂抱紧，好像突然之间她就冷了。
“我有种直觉，一切都会好起来了，理查德。你天生就是个作家，我知道，你也知道，只是一切都不会来得那么容易。我16岁的时候，我爸死了，他生前把桌子的抽屉都上了锁，我一直都想翻翻那些抽屉。他死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在他的那些文件中间，我发现了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小姑娘和我当时差不多大，头发用发箍梳在脑后。她算不上漂亮，看起来很平常，但她的眼睛很美。我把照片拿去问我妈，她只说那是我爸爸高中时的女朋友。出于某种原因，他这些年一直留着这张照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他原本没有勇气和那个姑娘在一起，天知道为什么，他心里积攒了太多不愉快，然后四处传播，就像一只墨鱼为了隐藏自己而喷墨一样。船长，赶紧把裤子脱了，没看见一位没穿衣服的女士在等你吗？”
***事实证明，劳拉说对了。
一周之后，我们在拿莎街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比萨，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当下就想给《签名》杂志办公室打个电话。我到卫生间旁边的电话亭，投了一块钱，然后拨通了自那次演讲后就随身携带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人接了电话，我说我找哈特利先生，并自报了姓名。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编辑的说话声。
我提醒他自己是谁，他则直奔主题。“好消息，理查德。我把你的小说放在下期，一月份登出。那一期相当厉害。假期之后，我们的读者通常会变多。我一个逗号都没改。”
我不知所措。
“您选了哪篇小说？”
“三篇小说都不长，所以我决定全部刊出。我给你5个版面。顺便提一句，我们需要一张你的照片，黑白肖像照，还需要你的个人简介。”
“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了……”我说，然后磕磕巴巴地表达了感谢。
“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所以它们应当被人阅读。我们可以假期之后见一面，好好了解一下对方。要是你能坚持写作，前景大好啊，理查德。假期愉快，很高兴能带给你一些好消息。”
我祝他假期愉快，挂了电话。
“看你容光焕发的，”我回到餐桌边坐下，劳拉问，“有好消息？”
“他们一月三篇全部刊登，”我说，“全部三篇，你能想象吗？在《签名》上！”
我们没有开香槟，甚至也没去个好点儿的饭店庆祝一下。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只有我俩，计划着未来，感觉就好像星辰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签名》杂志”、“三篇短篇小说”、“黑白肖像照”、“有作品发表的作家”……这些词一直在我脑袋里像旋转木马一样不断回旋，形成一道闪着荣耀的不朽的隐形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