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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秋天，斯波尔卖给普林斯顿的一些人两箱烟，他们用一些法国香水跟他交换。他不久就发现，这批香水中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想讨回自己的钱。他找到了其中一个人，揍了他一顿，拿走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但是一个巡警恰巧经过，把斯波尔当作抢劫犯逮捕了。他只字未提香烟的事，因为那样他的麻烦就更大了。
法庭给斯波尔安排了一个名叫特里·丹恩的公设辩护律师。事有凑巧，斯波尔打的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前科，他是一个38岁的小店店主，已婚，有三个孩子。斯波尔呢，辍学青年，并且收到过好几次违法警告。丹恩试图和受害人谋求私了，但是没有结果。
斯波尔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作为一个健全的成年人受审，这样的话他将面临5至8年的监禁；要么由一个医学专家鉴定他在作案时暂时性突发精神病。弗兰克的律师建议他选第二个。丹恩暗示说，他认识一个业界专家，不出几个月，弗兰克就能走出精神病院重获自由。特伦顿精神病医院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但还是比海湾国家监狱要好一些。
约瑟夫·韦德和另两位专家为斯波尔做了检查，确诊他患有躁郁症，建议将他收治于一家精神病医院。所以几天之后，他被送到特伦顿，并被告知过几个月他将康复出院。
“为什么你没有被放出来？”我问。
“你进过疯人院吗？”
“没有。”
“永远也别去，太可怕了，老兄。我进去不久，他们给我喝了杯茶，我两天后醒过来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他妈不记得了。那里的人像畜生一样嚎叫，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把你扑倒，揍你一顿。一个人在护士试图给他喂食的时候，把她的耳朵咬了下来。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天啊……我听说在六十年代，他们还曾经把病人的牙都拔下来，声称是为了防止感染。感染个屁啊……”
他讲了他的故事。他经常挨打，看守和病人都会对他拳脚相加。他说，看守们的心眼儿都坏透了，如果你有钱，你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就把你往死里打。
“人们都以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最想的是女人，”他说，“告诉你，根本不是的！当然，你会很想找个姑娘爽快一下，但是相信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没人会在乎你，只有在揍你之前会看你几眼。我一毛钱都没有，天啊。在监狱里面，即使家人不给你送东西，你也可以干活，挣两个钱。但是在疯人院里面，如果没有人给你送点儿金银细软，你就只能整天盯着墙。没有一个人给我送一毛钱。”
斯波尔说，他入院三个星期后，被转入了一间特殊病房，其中有十几个病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全是暴力罪犯。他后来发现，他和这些人都被用来进行一项药物试验，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主管的。
“我和我的律师见过几次面，但是每次他都只是让我再忍忍。最后，他直接告诉我，一年之内他会向法官申请放我出去，或者至少把我转到一家管理不是那么严的医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两个人骗走了我的东西，我把其中的一个人打了，拿走了他钱夹里的80块钱，根本补偿不了我被偷走的香烟，然后我就被关起来了，至少得在疯人院里待一年。”